夺标 发表于 2015-7-16 12:12:03

八年抗战第一名将---薛岳

作者:马双有笔者查阅各种资料,经过反复比较,认为国军在抗战中的第一名将、第一功臣,应当是薛岳。因为他指挥下的战役,消灭敌人最多、战果最辉煌、意义最重大。
  在我国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名将,不能说灿若群星,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但谁是抗日第一名将?谁是抗日第一功臣?换言之,谁在抗战中指挥若干战役消灭敌人最多?谁取得的战果最辉煌,胜利的意义最重大?  笔者查阅各种资料,经过反复比较,认为国军在抗战中的第一名将、第一功臣,应当是薛岳。因为他指挥下的战役,消灭敌人最多、战果最辉煌、意义最重大。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其他抗日名将的宣传连篇累牍,大张旗鼓,而对这位在抗战中立下最大功劳的薛岳将军,却有意无意(可能是故意)的疏忽、淡化,甚至掩盖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 周年这个全世界瞩目的日子里,我们应当拂去岁月的灰尘,消除偏见的藩篱,让这位真正的抗日英雄放出光来,矗立在整个中国人的心中。  薛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1896年生于广东乐昌县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年仅16岁便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跟随革命党人朱执信进行反袁护国斗争。薛岳先后就读过黄埔陆军小学、武昌陆军学校、保定陆军学校,精通史地,晓畅军事。北伐时期,担任过号称“铁军”的第四军代军长。披坚执锐,指挥若定,被人视为文武双全的将才。  抗战一开始,薛岳便一直是前线指挥官。他先后担任过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和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一兵团总司令等职,参加过淞沪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在武汉会战中,他指挥第一兵团痛击日寇,取得“万家岭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活捉300余人。其战功可以和台儿庄大捷相媲美。新四军军长叶挺曾赞扬道:  “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立,盛名当垂不朽!”  自此以后,薛岳即使退职赋闲,再不打仗,也可以成为和李宗仁、张治中齐名的抗日名将。然而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休息,而是临危受命,敢打硬仗,为抗击日寇,保卫国家,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立下了无与伦比的战功。  武汉失守后,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2月,又兼任湖南省主席和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到第一次长沙会战前,他已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了。  连战皆捷、势如破竹的日本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湖南长沙。守土有责的薛岳抱定决心,决不让长沙成为第二个武汉,第二个南昌!  薛岳根据战区和湖南的地理形势,制定了一整套作战方案,决定把湘北作为埋葬日寇的战场。湘北对敌不利而对我有利:从岳阳到长沙的100公里地段,东有幕阜山、九岭山由北而南绵延耸立,西有800里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夹在中间的一条狭窄通道上,又横卧着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敌人的现代化武器施展不开,却是我军天然的拒敌屏障。  根据这一地形特点,薛岳制定了“争取外翼,主次消耗敌军,后退决战”的方针。具体内容就是:先利用几条河流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号称“伯陵防线”(伯陵是薛岳的字)。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对入侵日军节节抵抗,以迟滞和 敌军。我军要避免被敌人穿插包围,力争在运动中跳到侧翼的幕阜山、九岭山,威胁敌军侧背。待疲惫不堪的敌人进抵捞刀河、浏阳河一带时,我军预先埋伏的主力前后左右进行夹击,在决战中消灭敌人。  1939年9月上旬,冈村宁次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长沙。薛岳经过研究,判断出敌人的进攻方向。一是日军将以主力从岳阳、通城方向南进,直取长沙;二是日军以有力之一部,从南昌方向西进,以策应湖北作战,并寻机捕捉我军主力部队决战。根据这一判断,薛岳向部队下令:以主动攻击手段,消耗敌人的战斗力,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带,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  1939年9月14日,日军106师团和101师团,在飞机配合下,首先在赣西的靖安、高安等地,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目的是为了策应湘北,吸引中国军队主力东移。  驻守这个地区的两个集团军,都是地方杂牌军队。卢汉的第一集团军(滇军)、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川军),在战区副司令长官、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激战。为了争夺高安这个进入湘北的咽喉要地,中日两军反复拼杀,高安两度易手。后来,薛岳调来中央军王耀武等几个军,终于夺回了高安。  湘北的主战场,冈村宁次集中了最精锐的第六师团及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旅团),加上一部海军陆战队,共5万多人,于9月18日,向驻守新墙河的中国守军发动猛烈进攻。  驻守这一地区的是中央军第十五集团军,下辖52、79、37三个军,10余万人。总司令由薛岳兼任,由关麟征代理总司令具体指挥。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生,以善打硬仗被人称为“关铁拳”。日本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称赞说:“关麟征一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部队的10个军。”  9月18日拂晓,日军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猛烈的炮火袭击之后,两个大队的步兵开始向金龙山等地发起冲锋。守卫金龙山的52军2师胡春华营,坚守阵地,连续打退了日军五次集团冲锋。有两次,等人已冲破防线,中国守军跃起来与敌人拼刺刀,贴身肉搏,把敌人赶了回去。经过两天激烈战斗,该营士兵全部牺牲在阵地上,壮烈殉国。日军也在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代价,才占领了金龙山。  9月22日清晨,日军集中全部炮兵,对雷公山等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炮击,随即用两个联队的兵力轮番发起冲锋。守卫阵地的52军195师史思华营顽强坚守,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到黄昏时,全营已经伤亡过半。师长给史思华打来电话:“如果敌人火力太猛,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以向东撤退,靠拢大部队。”  史思华对着话筒,慷慨激昂地答:“作为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间,史思华和他的全营士兵全部壮烈殉国,日军才占领阵地。  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继续发动猛烈攻击,关麟征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日军有时进攻受挫的时候,竟丧心病狂地施放毒气,使中国军队丧失了抵抗力,他们才攻了上去。  从9月18日到26日,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军队和以薛岳为首的中国军队,在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好像步步进展,但付出了惨重伤亡的代价;中国军队损失也不小,但使其在湘北地区消灭关麟征部队的计划完全落空。更主要的是,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正是薛岳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略部署。  正当中国军队按照薛岳的严密部署,撤到汨罗江南岸,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在湘北围歼来犯之敌时,薛岳却接到重庆最高统帅部撤退的命令,类似于古代宋高宗向岳飞连下九道金牌。这是怎么回事呢?  9月中旬的重庆,后方的最高统帅部也在紧张地制定长沙会战方案。  主持制定方案的是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政治部部长陈诚。他们按照湘北敌情,拟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套是死守长沙;一套是主动放弃长沙,避免与敌进行战略决战。方案完成以后,他们立即呈送最高统帅蒋介石审阅和决断。  在曾家岩幽静的委员长官邸,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个方案。看着这两套方案,不禁心潮翻滚,愁锁眉间。他想起半年前的南昌战役。那次进攻南昌的也是连战皆捷的冈村宁次的第11军。当时重庆统帅部的作战方案是死守南昌,南昌失守后,又下死命令夺回来。结果,为了这一座城市的得失,连连损兵折将;敌人的坦克在南昌横冲直闯,我们的士兵一批批倒下,损失了五、六万精锐部队,最终也没有夺回南昌。而日本只损失了2000多人。中日两军的战斗力之悬殊,不言而喻。  如今,同样的战局又出现了,长沙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南昌呢?一想到自己的“看家老本”第十五集团军和十九两个集团军,弄不好会在保卫长沙的血战中丧失殆尽,长沙也不一定能保住,蒋介石不禁脊梁发麻,内心发疼!他一拍桌子,下定决心,提笔在文件上批道:  “取放弃长沙方案,第九战区应避免与敌硬打死拼,保存主力,相机歼敌。”  接着他又命令白崇禧和陈诚火速飞往长沙,传达统帅部弃守长沙的战略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撤退行动。  白、陈两位钦差大臣不敢怠慢,星夜坐飞机直飞长沙。到了长沙,得知新墙河、汨罗江一带正在激战,第十五集团军节节后退,防线似乎已无法支持了。这似乎在印证着不守长沙的必要性。  白、陈得知薛岳已经把指挥部撤到禄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一所小学里,便立即赶到那里,向他出示了放弃长沙、避免与敌决战的命令。二位大员满心以为,正在“苦苦支撑”的薛岳一定会如释重负,感谢统帅部开了“绿灯”。这样的撤退堂堂正正,以后谁还敢说半个“不”字?  谁知薛岳见了蒋介石的手令,一脸的不悦,很不以为然地说道:  “长沙是南国门户,战略要地;蒋委员长几个月前也对我说,长沙地位重要,是重庆的屏障,让我一定要守住长沙,现在怎么能改变主意?我第九战区兵力为全国各战区之冠,居然不守长沙,军人的职责到哪里去了!”  一番话义正词严,让陈诚和白崇禧十分感动。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蒋委员长的手令在此,岂能拒不执行?他们只有委婉劝说薛岳执行命令。  然而,薛岳就像一头倔强的骡子死不回头。他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叫我当第九战区司令官,我就要凭我的脑袋办事,指挥打仗。别人的脑袋毕竟是别人的,代替不了我薛岳。如果我整天用别人的脑袋说话办事,那还要我薛岳干什么呢?二位回去告诉委员长,只要我薛岳当一天九战区司令,这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二位“钦差”见薛岳如此执拗,一时也不好强迫,只得暂时告辞。并郑重地劝薛岳要三思,不要公开违背统帅部的命令。  就在这天晚上,前方传来战报,日军已突破汨罗江,正在南岸猛攻国军的第二道防线。各路军队节节抵抗,节节后退,长沙城仿佛危在旦夕!  这下陈诚和白崇禧心里发慌了。他们一方面担心九战区的精锐主力被日军包围歼灭,或是在长沙城下与敌人死拼硬打,消耗殆尽;一方面他们也为薛岳捏了一把汗:公开违背最高统帅命令,如有闪失,必上军事法庭!另外,如果薛岳抗命造成重大损失,他们作为“钦差”也难逃其咎。想到这里,陈、白二人更加恐慌。就在那天夜里,他们连续给薛岳打了9次电话(仿佛宋高宗的九道金牌),严令他立即执行统帅命令,马上从长沙撤出守军,并将其他部队向东南和南方撤退。否则军法从事!  可是,这一切吓不倒倔强的薛岳,他在电话中慷慨激昂地吼道:“长沙地位重要,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作为军人,我们应该发挥良心血性,以死保卫它!我薛岳已下定决心,九战区誓与湖南共存亡!誓与长沙共存亡!”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见“尚方宝剑”吓不住薛岳,只好又委婉相劝:“正因为湖南战略地位重要,所以委员长才为九战区配置如此强大的兵力,正是为了长期守卫,与敌相持。如果因为长沙一地而失去了战区精锐主力,又怎么能与敌人长期相持?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势力,以图将来反攻。来日方长,现在切忌与敌死拼。要知道,日军一直寻求的就是速战速决。南昌战役失利的教训应该记取!”  丢失南昌,又损兵折将,是薛岳的一次败笔。白崇禧一下戳到他的疼处,薛岳顿时冒起一股无名火,他冲着话筒喊道:“这里不是南昌!随你怎么说,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白崇禧也火了,他马上提高了嗓音:“你不要感情用事啊!伯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这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薛岳回答说:“就是砍我的脑袋,这长沙城也决不放弃!”  陈诚见薛岳软硬不吃,心中也颇为光火。但回头一想,觉得在目前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这样吵下去,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贻误战机。他觉得薛岳如此固执,也可能他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便决定仔细听一听他的意见。  陈诚从面红耳赤的白崇禧手中抓过电话筒,问道:“伯陵,守长沙你有把握吗?”  薛岳回答得干脆、坚定,铮然有声。  陈诚又询问各部队的情况,薛岳回答说:“各部队均按预定方案在英勇作战,官兵们斗志昂扬,杀敌热情很高。”  陈诚放下电话,和白崇禧商量了一番,觉得既然拗不过薛岳,只得尊重现实,让薛岳按既定方针办吧。同时立即将长沙的战情和薛岳的决定、作战方案及其执拗的态度,一并上报委员长,请他重新决定。  电报发出以后,不久便接到回音,最高统帅蒋介石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薛岳的意见,在长沙附近与日军决战。他电令第九战区:  “准备以6个师的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薛岳见到这道命令,满意地笑了。与最高统帅部的一场激烈争执,终于以薛岳的胜利而结束。  薛岳敢于如此强硬地拒绝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是因为他确实胜券在握。鄂南、赣西等几方面的战局均按照战前预料和设计的那样,在发展进行着。  9月21日,日军第33师团从鄂南的通城向南发动进攻,企图突破幕阜山的防线,向南直插到平江,从侧后方迂回到湘北,配合岳阳方向的主力,消灭第十五集团军主力,逼近长沙。  日军的进攻首先遭到第27集团军的顽强抵抗。  该集团军是川军系统,总司令杨森。实际上只有一个军,辖两个师。川军和滇军、桂军一样,被视为“杂牌军”,历来受到蒋介石的排斥,武器装备、给养等方面,远不如蒋的嫡系中央军。然而在淞沪抗战以来的多次重大战役中,川军广大将士爱国之热情、作战之英勇,不亚于任何一支部队。日军在长沙会战时,多次想策反这些“杂牌军”,均遭碰壁。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和杨森的第27集团军一致对外,奋勇抗敌。  9月27日,杨森部134师在南楼岭、苦竹岭一带,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一名身背图囊的日本军官被击毙。日军突然像发了疯一般,不顾一切地来抢这个军官的尸体。川军觉得奇怪,这个死鬼竟如此贵重,必有缘故,便立即用猛烈的炮火打退日军,经过几番拼死争夺,最终134师李麟昭团抢到了这具尸体,从这个宝贝死鬼身上的图囊里,搜出了日军第33师团的作战任务和标图。从中得知,日军33师团将由北向南进击,从南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直下长沙,从侧背迂回包围长沙。本来杨森集团军是由西向东布防,重点是阻击南昌方向的来犯之敌。杨森获得了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以后,马上改变了部署,命令部队立即改为由南向北防守日军进攻。同时调兵遣将,9月28日,杨森指挥第79军和20军主力,把日军包围在长沙街地区。双方激战到中午,日军伤亡惨重,不得已向通城方向溃退。日军在溃退中,大肆焚烧两侧的民房,乘黑夜烟雾掩护退却。  杨森一面向蒋介石、薛岳汇报战况,一面命令各路川军迅猛追击。师长夏炯亲率399团切断日军退路,逐渐缩小包围圈。日军地形不熟,飞机、大炮在黑夜中失去了效力,步兵只有在川军的包围圈中东逃西窜,不断被击毙。经过一夜激战,日军第33师团大部被歼。次日,在飞机和通城日军的掩护下,33师团残部才丢盔弃甲,仓皇逃回通城原来的驻地。  至此,冈村宁次的三路大军中的鄂南一路,已完全失败。  赣西一路日军,第101、106师团各一部,本应突破九岭山区国军阵地,进入湖南,从浏阳河地区包围和夹攻长沙的,结果刚一露头,就被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和王陵基的30集团军堵住在隘口,连高安城也没能出来,根本没有进入湖南一步。  中路日军主力经过血战,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渡过汨罗江,终于进到捞刀河畔,长沙城已遥遥在望。但是,冈村宁次设想的消灭第十五集团军的计划已经落空。该集团军在新墙河、汨罗江一带予敌重创之后,且战且退,十几万大军在关麟征将军率领下,井然有序地撤退到长沙东南,跳到了日军的外围,埋伏在幕阜山下,居高临下,蓄势待发,随时准备扑向在山下河网地带筋疲力尽的日军。  经过10多天的战斗,精锐的日军第六师团已成强弩之末。冈村宁次的后勤补给发生严重困难。上百万的湖南老百姓,在地方政府和军队的组织下,把新墙河到捞刀河之间100多公里的公路、大道挖成了细土,各种田间小道也全部挖掉。这条线上的所有大桥、石桥、铁桥,全部拆毁、炸掉。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部断绝了。  冈村宁次立马捞刀河畔,望着近在咫尺的长沙城,心里一阵阵发怵。此时他已明白,第十五集团军并非败退,而是有计划地向长沙附近转移,布下了“口袋阵”,等待着自己钻进去呢!  此刻他明白,侵华战争两年多来一直保持不败纪录的他,这次要栽倒在薛岳手下了。他精心设计的“湘赣战役”已经失败了,再打下去已毫无意义了。他准备撤退了。  9月30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越过捞刀河,直扑长沙城北30公里个永安市,与守军25师一阵激战后,占领了这座城市。这是日军南侵以来,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日军的“虚晃一枪”,以掩护退却。  10月1日,进驻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退却。  薛岳原本已把第十五和第十九集团军的几个精锐军部署在长沙东边,准备在那里同冈村宁次决战,不料日军还没有钻进口袋就乖觉地撤退了。于是他果断地命令各部队改防守为追击,尾随敌军搜索前进。部署在敌军东侧山地中的部队,则不断对敌军进行侧击、腰袭,大量杀伤敌人。  10月2日,日军一部6000余人在上杉市遭到国军195师夹击,死伤枕籍,残部向福临铺溃逃。国军收复上杉市。  10月3日,15集团军各路追击部队尾随日军之后,先后收复了安定桥、新市、汨罗、营田。  10月5日,冈村宁次向日军发布全线退却的命令,命令称:“鉴于中国军队潜伏于汨罗江、修水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移,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严密注意华军之追击。”  该命令是装在铁筒中,用飞机空投的,结果那架飞机被中国军队击落,命令内容被中方得知。薛岳根据这一情报,立即向各部队发出命令:  “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同时要求已深入敌后的各挺进部队、游击部队,加紧破坏日军交通,阻碍其退却计划的实施。  根据薛岳的命令,国军主力37军由汨罗渡河,向铁路正面追击敌人;52军出平江附近,向敌进攻;79军向湘鄂公路之敌的侧背攻打;其他军和地方也从各路全面反攻。整个国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军压去,日军狼奔豕突,全线溃退。失陷的土地转眼间全部收复。  10月10日,中日两军在湘北地区又回到了9月18日以前的阵地。第一次长沙会战历经23天,虽然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从战略意义上说,中国获得大胜,日本遭受惨败。  战后,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薛岳一意独断指挥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共歼敌4万多人,其中少佐以上军官40余名,缴获枪炮辎重无数。而中国方面阵亡、失踪人数达4万余人,损失火炮26门,轻重机枪270挺。  从伤亡人数看,中日双方似乎打成了平手。但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本人丢盔弃甲仓皇逃跑了。冈村宁次计划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的目的落空了,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更重要的是,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几乎是攻必克,战必胜,一座座大城市不断落于敌手。如今日军的凶锋终于挫折于长沙城下。这无疑是最高统帅部和全国军民的极大鼓舞。  战报传到重庆,蒋介石兴奋不已,当即电令嘉奖薛岳和第九战区将士:  “此次湘北战役,残敌过半,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  至于薛岳胆大包天、违抗命令之事,也在大捷之后的一片庆功声中烟消云散了。  薛岳指挥的第一次长沙大捷,才是中国抗日战争真正的大捷。其它的“大捷”,虽然是一时的胜利,但根本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大捷之后便是大撤退。平型关大捷没有挡住太原的沦陷,台儿庄大捷没有挡住徐州的沦陷,而长沙大捷不仅驱走了日寇,而且结结实实保住了长沙,使日寇两年多不敢进犯长沙。  这场辉煌大捷的关键人物,就是薛岳。可以说,没有薛岳,就没有长沙会战的胜利。薛岳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宁可掉脑袋也要守住长沙、为了国家敢于担当的英雄气概,不仅为八年抗战,而且为中华民族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当然,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为了保存实力,先是严令撤退,后又采纳薛岳的意见,电令抗击,也可谓顾全大局,从善如流,不讲面子,同样令人感佩。  薛岳仅此一仗,就奠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第一名将、第一功臣的地位。然而他后面还有更大的战役,更大的胜利、更大的功劳还在等待着他!


高原:抗战中的薛岳将军



  薛岳(1896—1998),抗日名将,陆军一级上将,曾任贵州省主席、抗日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总统府参军长、广东省主席、国大代表等职。抗战时期,指挥过四次长沙大会战,曾获美国总统杜鲁门颁授自由勋章,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百战名将之一。

  薛岳为广东乐昌县人,又名薛仰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广东乐昌县的家。时为中日甲午战后,全国弥漫雪耻气氛,其父仰慕民族英雄岳飞,乃命名薛仰岳。及长,自认仅仰慕岳飞意犹未足,乃取消“仰”字,单名“岳”,以近代岳飞自况。1907年,甫十龄的薛岳进入黄埔陆军小学习军事,1910年毕业。时革命风潮已风起云涌,少年薛岳与同学邓演达、叶挺加入同盟会,追随朱执信出粤,到各地进行革命活动。

  早年追随孙中山左右

  1914年,二次革命后薛岳加入中华革命党,不久,恢复学生生涯,投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第二期,受训两年。毕业后,再入保定军校第六期,与张发奎、李汉魂、吴逸志、邓演达为同期同学。

  1918年6月,薛岳尚未毕业,即南下广东,加入孙中山所组的革命军援闽粤军,任总司令部上尉参谋,随军入福建,攻占以漳州为中心的20多个县。1920年9月,随军回粤,讨伐岑春煊所率的桂军。当时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兼第一师师长,任薛岳为机枪连少校连长,翌年,机枪连扩充为营,薛岳升任营长。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邓铿奉令成立大总统府警卫团,由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任团长,薛岳、叶挺及张发奎分任第一、二、三营营长。是年8月,孙中山溯西江至桂林,设置北伐军大本营,薛岳任孙文总统府警卫任务。

  1922年3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破坏革命,将邓铿刺死,叛象渐明。4月,薛岳护送孙中山回粤,设大本营于韶关,6月初,又护送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由韶关回广州。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公然叛变,令所部叶举、洪兆麟等部队围攻粤秀楼和总统府。警卫团叶挺营坚守总统府前门,薛岳所部固守后门,多次击退叛军的进攻。叛军便断水断电,企图困死革命卫士。战斗持续了10多个小时,警卫团保护宋庆龄突围。叶挺全营在前面开路,薛岳率领机枪营殿后,冒着枪林弹雨,将孙夫人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所住石屋。孙中山则在事变即将发生前登上了永丰舰。

  警卫团被冲散后,薛岳带着部分警卫团战士到珠江永丰军舰,继续守卫在孙中山身边。不久,奉孙中山之命,同林直勉等人秘密潜往广西梧州请兵。在粤军第四师的营长莫雄帮助下,与该师师长关国雄取得联系,召开了驻梧州陆海军少校以上军事会议,商量出兵平叛。正在这时,突得到粤军许崇智部回师受阻被迫开往福州的情报,只好暂停军事行动。两天后,薛岳秘密地乘搭“大明号”轮船赴香港,转往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广西请兵情况。

  闽粤的新情势,迫使革命军北伐计划变更,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电令许崇智军改称“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中正任参谋长,薛岳与李辛达及叶剑英被孙中山派往福州,任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中校参谋,不久,任第八旅十六团团长。1923年4月,率部随东路讨贼军南下,到达广东潮梅一带,协同西路讨贼军,夹击叛军陈炯明的洪兆麟、尹骥、李云复、翁式亮等部。5月9日,前往揭阳的东路讨贼军遭到叛军袭击,通往丰顺要地言岭关被占,道路受阻。在这危急关头,他带领全团官兵,在旅长张民达指挥下,与其他部队一起,反复猛攻,夺回言岭关,使全军转危为安。事后,第八旅全体官兵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和表扬。

  1924年,蒋介石率部东征讨伐陈炯明,薛岳任粤军第一师少将副官兼师参谋长。次年2月,任第一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四团团长,在第二次东征中,常常以少胜多。3月27日,他在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汪精卫、蒋介石等电报中说:“三月十一日,逆军残部由赣边来犯兴宁。职团由大埔星夜赶到合水,与逆军激战半日,被我击溃,向平远逃走。十三日,追至东石,被我夜袭。十八日,追至大宗袜,我乘雨袭击,敌伤亡数百余人。我伤亡百余人。职团获步枪五百余支,……俘虏四百余名。现敌一部退往福建,一部退往江西,敌之将官,俱已退往香港、上海。”由于战果显著,受到蒋介石的通电表扬。

  北伐和中原大战期间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薛岳所属的第一、第二两师为总预备队,随西路军行动,执行攻占江西的作战任务,为北伐军的主力,随总司令蒋介石行动。9月初,自长沙趋浏阳,展开对江西境内孙传芳部的攻击。而南昌城的攻守战,是北伐军与孙军搏斗最惨烈的一役,城垣两次失而复得,革命军多有败退,大受挫折,唯薛岳兼领的第一师第三团始终勇敢奋战。10月3日,蒋介石召集全师官兵训话,慰勉以第三团做模范。蒋介石检讨作战挫败原因,地图不准确是主因。这对于薛岳是一大教训。其后20余年,薛岳行军作战以及公余,更注意研究实际地理环境和地图。

  江西全境肃清,革命军做东下沪杭的准备,战斗序列重行部署,第一军第一师划归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是白崇禧。12月中,薛岳升代第一师师长,率部东进。

  由于浙江军政人员的倾向国民政府,故而革命军进展顺利迅速,2月18日克复杭州,各军随即分途合击,攻取上海、南京。薛岳率第一师由杭州进至嘉兴,为使大军在这一湖沼河汉错纵地区运动容易,薛岳获得青红帮头目的合作,通知徒众同时分别架设便桥以利行军,因之,在短时间内即直冲至闵行,与友军合围攻击上海,3月20日克复上海。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又联合举兵倒蒋。6月初,李宗仁、白崇禧率第七军自广西入湖南,占领衡阳,继续北进。张发奎则率部循北伐军旧路抄袭醴陵,然后会合李宗仁、白崇禧部占领长沙,大有直捣武汉声势。不料师次平江,其后续部队在衡阳、祁阳被自粤北上的中央军蒋光鼐、蔡廷楷两部阻击,后路中断。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召集各将领会议定进止,薛岳主张移兵东南,直捣南京,吸引中央军主力,以达到“围魏救赵”之目的,但未被张发奎等采纳。后张、桂联军在衡阳遭到蒋光鼐、蔡廷锴部的围攻,伤亡惨重。突围至广西时,第四军仅剩千余人。薛岳因自己主张被否定,造成大败,灰心丧气,牢骚满腹,向部下公开宣布他和张发奎决定不再干下去,同意官兵自行处置所带武器,致使军心更加涣散。7月4日,第四军退至桂林时,只剩下五六百支枪。后来,李宗仁将桂军一部分部队充实第四军的编制,任命薛岳为该军第十师师长。10月,薛岳受白崇禧指挥,率部参与解南宁之围,在对滇军作战中,脚部负伤。战后,他向总司令部请求调动工作,呈称:“平马之役负伤后,复染疟疾,尚未复原,准暂调工作,俾资调养。”12月,第四军进行缩编,总司令李宗仁批准薛岳的请求,第十师并入十二师,他被调任柳州军校校长。至1931年5月,胡汉民事件圆满解决,陈济棠、李宗仁和张发奎又化敌为友。薛岳对这种离离合合的行动不以为然,乃于5月20日辞去柳州军校校长一职,回九龙闲住。

  主政滇黔请缨抗日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寇侵华行动日亟,外患临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张发奎趁此机会,借口“抗日”,申请北上,但各方对张发奎的言行都怀有戒惧。直到1932年4月6日,军政部才核定第四军旅、团番号,人事则迄未发表。7月9日,张发奎致电汪精卫力恳从速明令调薛岳为第四军军长,吴奇伟为副军长。得到的夏电是:张发奎不准辞军长职,但准予给假出洋考察,由吴奇伟暂代军长。1933年5月,薛岳任第五军军长,参加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并在其后对红军长征进行围追堵截。

  1936年薛岳进驻贵州省会贵阳后,任命其部属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中央军取代黔军为贵阳城防军。他出任贵阳绥靖主任后,以“剿共”为名,掌握了黔省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等各种大权。又组织人力调查云南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反抗蒋介石和黔省官员贪污方面的材料,迫使王家烈辞职而以蒋介石的盟兄弟吴忠信取代。同时,他以第二路军前敌总司令名义,直接指挥和调动黔军,把王家烈嫡系部队的何知重、柏辉章师收归中央。后来,又借第二路军集中整编的机会,将王家烈部大量裁减,停发军饷,迫使王家烈辞去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西南战事结束后,薛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937年5月,就任滇黔“绥署”副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兼任第三预备队副司令。

  7月,抗战全面展开。淞沪战役后,薛岳任第三预备军副司令长官,驻节贵阳。抗战开始后,他再三请缨往前线杀敌,9月17日奉准出黔杀敌,到达南京,被任命为第十九路军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指挥,加入战斗序列,守卫安亭。

  薛岳在日记里写道:9月下旬,日军进攻刘行、罗店,战斗十分激烈。薛岳指挥泰然。亘日夜,守电话机,口授命令,倦时即命侍从官设帆布床假寐。遇苦战或即阵地擘划,或复由安亭遍巡各部,虽硝烟四起前,弹雨纷集,从者或色骇,不顾也。

  刘行、罗店失守后,日军分路进犯蕴藻浜、杨泾等地。10月8日,薛岳任左翼军中央作战区总指挥,在蕴藻浜南岸一带坚守半个多月。10月28日,激烈的战斗扩至江桥镇、小南翔、陈家行、广福镇地区。他指挥第十九集团军在竹园村与日军展开争夺战,猛攻5次,失而复得,给敌重创。其部也损失惨重,生存者,不足十分之二三。11月11日,日军绕到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左翼军侧背受到威胁,被迫撤离上海,退保吴福线。

  11月13日,薛岳出任左翼军总司令奉令进行吴福线军事部署。他将第十五、十九、二十三、九集团军,划分为左翼和右翼防军。可是布局尚未就绪,日军便从长江茆口、徐六泾口、浒浦口等处登陆,情势危急。不久,被迫向锡澄防线撤退。

  中央军原本打算凭借锡澄线的坚固国防工事,与日寇决一死战。薛岳也表示:“只须长兴、吴兴方面可以稳守,则与其在南京附近与敌作最后决斗,不如在锡澄线。”可是,几十万部队向锡澄后撤时,受到日空军的狂轰滥炸,加上道路泥泞,行动缓慢拥挤混乱。到达目的地时,国防工事的锁匙又不知在谁手里,无法利用其阻击日军。12月12日,南京陷落。

  薛岳由锡澄线撤退后,升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驻防屯溪,收容整顿队伍,深入杭、嘉、京、芜一带敌后,切断水陆交通,以策应第五战区对敌作战。他根据当时“于战略守势中取战术之攻势”及“以正规军防御,以游击队攻之”的作战方针,首先从第十九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官兵组织游击队,以孔荷宠为游击队总指挥,建立机构,制定方针,授予“两大任务”和“三大战法”,即打倒活的敌人,摧毁死的地物和扰袭、埋伏、扰乱。

  1938年5月,薛岳被调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驻节河南开封,指挥第七十四、七十一、六十四、八诸军,以及第三集团军、新编第三十五、八十八师和二六四旅进行兰封会战。他确定首先在兰封及其附近,消灭从菏泽南犯之日军第十三师团;然后移兵歼灭鲁西、豫东之其凶敌军,以达到保卫京汉铁路,阻止日军西进之目的。

  5月14日,土肥原的第13师团,分乘数百辆战车、汽车和大炮牵引车从菏泽南窜。几天之内,连陷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砦等地,企图消灭兰封地区守军主力,进而占领京汉铁路,包围武汉。薛岳先后收复了内黄野鸡岗等地。但因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擅自弃守要地兰封,使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他向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控告,将桂永清革职后,重新调整布置,夺回兰封,并将日军压至三义砦、兴集和罗王砦3个据点,进行围攻。就在歼敌在望的时刻,负责阻击从鲁西南下增援之敌的第八军,违令退出归德,使鲁西日军继续西犯,支持被围困之敌,薛岳功败垂成。

  5月30日,薛岳调升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汤恩伯、商震、曹福霖等各军。6月1日,日军由归德分两路西犯,一路占领了睢县,进逼兰封,一路进犯太康,企图解救被困在三义砦、曲兴集、罗王砦土肥原部的日军,进而攻击开封、兰封等地。蒋介石令薛岳将部队撤往京汉铁路以西山地,前敌总司令部迁往洛阳。

  6月9日,薛岳任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不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

  7月,日军侵占九江后,以第101、106、9师团和近卫师团一部,分别由湖口、九江南犯,企图占领南昌,进而占据湖南长沙和粤汉铁路,从南面包围武汉。

  8月1日,薛岳奉命指挥南浔铁路沿线和鄱阳湖沿岸的防卫,以粉碎日军从南面包围武汉的企图。他令第二十五军担任盛家咀至星子一带的湖防,第七十军占领牛头山、金官桥之线;第八军占领十里山、钻林山之线,第四军占领车轮北端山、鸡公岭、皇天脑预备战地;第六十四军控制中岩、大岩、茶子山、胡罗婆尖一带山地;第七十四军控制德安附近,第六十六军控制乐化附近。这样,在南浔正面构成“反八字形阵地,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随即,在金官桥、星子、黄老门、瑞昌一带相继阻击日军,东、西孤岭一战歼灭日军101师团大部,并将日106师团阻于马回岭。

  9月中旬,为解除101、106师团之困境,日军第27师团向瑞、武进犯,攻陷茶陵园、白石崖等地。这时,薛岳迅速地从南浔线正面调集主力部队,以优势兵力向敌进攻,在麒麟峰全歼铃木联队;同时,所部第一六○师也在三角尖、金轮峰、南康尖歼敌七八百名。

  代长九战区兼湘政

  1938年10月2日,日军第106师团趁薛岳调正面兵力增援瑞武之际,迂回进击万家岭、老虎尖石一带,图解日军第27师之围。薛岳立即调集德安、星子、瑞昌、武宁和南浔三方兵力,以绝对优势围歼窜犯之日军。他以第四军之九十师由大小金山向万家岭及其东北之敌攻击;第七十四军之五十八师由狮子崖墩上郭向万家岭、王家山之敌攻击;第一四二师(附新十五师之一团)进出口鸟童岭、梨山一线,向石堡山之敌攻击;预第六师(附第九十一师之一旅)进出于斗姆岭、马鞍山、凤凰山以东地区,向石堡山北端王家岭之敌攻击;第九十一师(一旅)迅速肃清头口附近之敌,尔后进出邓家山,协助预六师之攻击,并切断敌北溃道路;新第十三师以一个团,由丛树宝向何家山、凤凰山、石堡山西北之敌攻击。

  10月7日,薛岳指挥各路部队发起总攻,至10日,第六十六军击溃万家岭、茅坪聂、老虎尖、石堡山之敌后,又击敌于田步苏;第四军攻占扁担山;第七十四军攻占张古山。这时,日军106师团除逃脱千余人外,其第123(木岛)联队、145(池田)联队和101师团的149(津田)联队以及配属部队,计1万余人,全部被消灭,并有300余人被俘。当时有人称:万家岭大捷,挽南昌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武汉失守后,薛岳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2月奉令兼任湖南省主席,3月,经过整补的日军第101师团及103、106师团一部,分路向南昌进犯。他决定诱敌于安义、奉新之间地带进行决战,以第四十九、七十九和七十军布防于修水河南岸阻敌南犯,以部分兵力布防于鄱阳湖西岸,一部兵力防守南昌,特别将主力布防于安义、奉新东西两侧山地。

  日军开始渡修水河时,薛岳急令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率领两个军驰援安、奉,俞济时率两师向高安急进。电令前敌各将领:南昌方面取守势,宋肯堂担任指挥安、奉方面取攻势,罗卓英总司令任指挥,以俞军击其首,刘、夏诸部击其腹,武宁方面亦取攻势,以所部夏、李、彭诸军击其尾。

  3月27日,南昌失守。4月24日,薛岳奉中央按时收复南昌之令,指挥罗卓英部兵分三路开始反攻。左路由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第五十八、六十军向靖安、安义、奉新地区之敌进攻,并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中路以宋肯堂等军沿赣江西岸北上,直接进攻南昌,并以一部在西山牵制虬岭、米街、牛行之敌,切断西山周围日军的交通和通讯;右路由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东渡赣江,从东面进攻南昌。5月4日,陈安宝的第二十九军投入反攻南昌的战斗序列。6日,陈安宝中弹殉难。这时,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反攻被迫停止。日军虽然保住了南昌,但死亡1.5万多人。

  5月7日,薛岳电告蒋介石“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区锋。今安宝忠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在电文中,他还承担了南昌失守的责任,说:“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灵。”

  指挥长沙会战苦战衡阳

  1939年9月,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第一次长沙大捷。中央方面原本决定不守长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仓促火焚长沙,弄得人心惶惶。对中央弃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他说:“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

  9月下旬,日军6个师团在百多架飞机和300多只舰船配合下,从赣北、鄂南、湘北分兵6路向长沙进犯。薛岳调集21个军、52个师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赣北、鄂南和洞庭湖畔,阻止日军从侧面进攻。他采取“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主力置于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和浏阳河等正面战场,重点放在两侧山地。会战打响后,他首先令部队阻止了赣北日军西进的道路。接着,将鄂南之敌击退,断其侧翼,然后,集中兵力歼灭正面之敌。

  14日,湘北日军3个师团从新墙河继续南犯。薛岳指挥第十九、二十二、十五、六、七十七、九十五、一○七、一九五诸师于新墙河、汨罗河等战线逐次抵抗,将敌诱至捞刀河决战地带。10月初,他见日军气竭力衰,即令第四、七十三军和新编第三军。以及第十五军团,分别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对敌反攻。同时,长沙守军由西向东,尾迫部队从北向南攻击。致南犯之敌,四面受击,伤亡惨重,向北突围。随即,他令各路部队追击、阻击和侧击。经过20多天的战斗,日军遭到惨败,伤亡4万多人,其中包括少佐以上军官40余人。蒋介石在嘉勉电中说:“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举国振奋,俱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特犒赏参战将士15万元。

  1941年9月下旬,日军以11军为主,派遣4个师团及两个独立旅团,共约15万人,在100多架飞机、200多只舰船支持下,分兵两路,第二次进犯长沙。薛岳调集了17个军共20万兵力,在正面进行“后退决战”的同时,将7个军部署于东侧山地,实施侧击,牵制敌人。经过逐次抵抗后,诱敌深入汨罗河、捞刀河伏击地带予以重创。最后,日军被迫逃回新墙河以北原据点。

  12月,日军又以12万兵力对长沙发动第三次侵犯。早在11月中旬,薛岳在长沙召开了第九战区官兵代表大会,总结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会上,他提出“天炉战法”,即“在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灭敌人兵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炽盛之火力,施行反包围及反击,用绝对优势,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

  根据这一战法,薛岳择定新墙、汨罗两河为伏击、诱敌地带,捞刀、浏阳两河为决战地区,下令第十军死守长沙。由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进攻浏阳,指挥萧之楚、夏楚中两军及郭礼柏师,待敌进至浏阳河继而进攻长沙时,分别自南向北击敌。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率领夏首勋军等进驻平江,待敌向浏阳河进犯时,自东北向西南对敌侧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在平江指挥两个军,先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消耗敌军战力;其后待命转移阵地,侧击、尾击南犯之敌。陈沛军在汨罗河南岸既设阵地顽强抗敌,在逐次消耗敌力后,移至社港市、金井间山地,俟敌向岳阳、长沙进攻时,协同夏军从东北向西南击敌。各路兵万共30余万人。

  12月下旬,日军向新墙河阵地发起猛攻。薛岳命守军逐次抵抗后,将敌诱致捞刀河、浏阳河决战地区。翌年元旦,日军从东南方向进攻长沙,薛岳立即命令各部按预定部署,对敌进行球心攻击,并表示说:“本会战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以及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指挥,“倘有作战无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如敌由某部队作战地境内安全逃窜,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

  1942年1月4日,各部先后攻至第二次攻击线,完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随即,从东、西、南、北方向中心攻击,将敌击溃。薛岳见残敌突围北逃立即命令各部追击、侧击和截击。这次会战,历经半个多月,使南犯之敌伤亡5万多人。战后,他获青天白日勋章。

  这年5月至11月间,薛岳先后率部支援赣东战役和解除常德之围。

  1944年5月,日军任命板垣征四郎为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移关东军南下,加上赣北、鄂南和湘北日军,共20余万之众,在600余架飞机、30辆汽车配合下,分兵3路第四次进犯长沙。

  为了粉碎日军的大规模进犯,薛岳再次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令各部于湘江东岸的新墙、汨罗、捞刀、浏阳及涤水间和湘江西岸的资水、涟水间,进行节节阻敌,消耗敌力,同时,将主力置于左翼,准备在涤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但因援军受阻,防线被日军强大正面的钳形攻势突破。6月19日,长沙失守。

  日军侵据长沙后,立即挥军南下,进窥衡阳。早在日军入侵长沙之前,薛岳已令战力较强的第十军戍守衡阳。不久,又令商震兵团南下设于渌水两岸。同时,调集大量部队于衡阳外围,准备与日军决战。6月18—29日,先后将从衡阳西南、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的日军击退。这时,日军又调来了援军和重型攻城武器,于7月11日,以城西南角为重点,经过空军狂轰滥炸后,发动第二次攻势。但在守军顽强反击下,攻势又被迫停止。

  7月30日,日军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衡阳发动第三次攻势。薛岳命令各部进行反包围,并发出求援电13件。这时,驻守衡阳城的第十军和暂编第五十四师,兵员已减半,战斗力大损,增援部队又受阻挡。8月8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于苦守88天后,退出衡阳,衡阳陷入敌手。薛岳把部队部署赣粤边界,阻止日军进窥粤汉铁路。

  主湘推动行政改革

  薛岳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任内,除作战外,还在湖南作了许多行政改革。他在兼任湖南省主席后,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力图使湖南人民安居、安业、安心;“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食、足兵、足智,并依此实施所谓“六政”建设。

  薛岳把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作为湘政建设的第一要政,称之为“生民之政”。他指出:“唯有每个国民身体健康,乃能救国,唯有整个民族的健康,乃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除了增加经费改善原有医院医疗设备外,还各拨款4百万元,新建了省立第三、六、七、八医院。后来,又筹建了省立第九、十医院。抗战胜利前还电令省建、教两处拨款建设南岳体育馆和开辟中山公园。与此同时,严令禁止鸦片和限制娼妓活动。

  在施政中,薛岳重视发展农业、林业、兴建水利,以及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称之为“养民之政”。他鼓励湖滨农民开垦湖田,扩大耕作面积,准许基层干部和文职人员,租种田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各地做到一县一农林场,一个乡镇一农林场,一保一农林场。

  国民教育,即所谓“教民之政”,是薛岳湘政建设中的一个重点。他一方面发展中小学的文化教育,提高民智;一方面发展中等师范和职业教育,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的需要。同时,反对学校商品化,责令各区专员对本区内之省立师范学校、职业中学及私立国立中等以上党校进行督导,“严整学风,改善教法,如有违背现代教育方法,以学校为商品化者,均应报府严办”。

  薛岳还重视强化警察组织,肃清汉奸土匪,安定后方,称之为“卫民之政”。他要求对那些被敌伪收买,操纵市场,高抬物价,破坏社会经济……进而怨恶战争发生反战行动者,进行“切实防范”,凡“参加伪组织,替敌人带路、做侦探、做便衣队、修筑公路、运输粮弹伤兵者,一经捕获,讯明确实,准予就地枪决,以正国法”。

  为了唤起民众力行抗战,薛岳推行所谓“管民之政”,整顿和健全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他规定:“凡属于社会组织之人民团体、经济团体合作事业团体,均有绝对服从命令、力行抗战建国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凡属社会组织之文化团体,均有宣传法令、唤起民众力行抗战建国工作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同时,他说:“兵贵精不贵多。无粮无饷,无好干部,必致害民,假人名义易,取消名义难,害民之事易,救民之事难。”“治民在公正以树威信,治兵在明纪以精兵,民吾命也,兵吾命也,焉用私?……精兵保民,救乡保民,功业可立也。”

  薛岳的第六政称之为“用民之政”,即重视粮政建设,指定粮食主管机构合理地规定米价、谷价,防止奸商高价图利。同时,还要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评定、核正、检查物价,作为当前最重大之任务。他指出:高抬物价固不准,压抑物价也不行,力求“中正”二字,使商民卖得出,买得入,则物畅其流,价安于市。如“奸商操纵,官商居奇,而县府纵任不理,对民生漠不关心”,物价反而高涨。他的这些措施,在战时的湖南地区,深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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