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瑰丽的盛酒器
本帖最后由 华盛顿人 于 2016-5-19 21:09 编辑“杯形器韵”中的饮酒文化导读 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中国人历来讲究食与器的精美搭配，酒这种液体出现后，当然也要配以专门的器皿来盛装和饮用。因此，古人创造出各种食器之余，还创造了大量的酒器。久而久之，酒器便自然成为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华夏文明与酒的渊源，较之神话传说中界定之时代，显然要早许多。在距今五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器中已经发现了特定的饮酒器型“斝”与大量炭化粮食颗粒。到了1979年，考古学家于距今4300至25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陵阳河遗址墓葬中，发掘出土了上千件陶器，用作饮酒的高柄杯多达几百件，还有沥酒漏缸、接酒盆、盛酒瓮、盛贮发酵物品的大口尊，似乎可以看做是中国酒文明之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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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瑰丽的盛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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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酒器除了实用外，还要考虑到艺术观赏性，从材质、造型、花纹图案等都附加着一定的文化内涵。最早的人工酒杯是陶器、兽角器、竹木器行业植物的硬壳器。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爵杯，后来出现了漆杯、金、银、玉杯。 战国至汉代出现了原始青瓷杯，其中汉代的椭圆形、浅腹、长沿旁有扁耳的杯最具代表性。隋代杯多是直口、饼底的青釉小杯。唐代的三彩釉陶杯和纹胎陶杯最有特色，当时还流行盘与数只小杯组合成套的饮具。 原始的酒杯为陶器，在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区，发现了六千年前彩陶筒形杯。大溪文化区的酒具一般为素面，惟有此杯为彩色。而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高柄杯，更显示出不凡的技艺，该杯由杯身、高柄和底座三部分组成。由一根细管链接，管柄中空。通体漆黑光亮，器壁像蛋壳一般薄。四千多年前的先人竟能制作如此精美的酒杯，令人惊叹。 长沙马王堆曾出土过一套西汉时期的君幸酒漆耳杯，距今二千四百多年了。此套酒杯用漆盒装着，内有8个耳杯，都是木胎髹漆，内壁朱红色，外壁黑色，色彩对比鲜明，豪爽热烈。从这套酒杯中，可以看出西汉时期的经济状况，社会风貌，酒文化之风盛行。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西汉玉角杯，呈犀牛角造型。玉质坚硬，温润光泽，为名贵的新疆和田青玉。杯上雕夔龙，环卷着杯身，显得富丽雅致。 在河南二里头，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一组青铜礼器。其中一件就是造型特殊的乳丁纹铜爵。该铜爵形体单薄古拙，流尾特别长，是工匠们有意夸张、炫耀着青铜的优越和铸造技术的高超。宋代一位文人写诗赞曰：“精铜作鼎土不蚀。地下千年藓花幂。腹空凤卵留藻文，足立三刀刃微直。” 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青铜温鼎、青铜壶、青铜蒸馏器、青铜釜等青铜器最为轰动。其中青铜蒸馏器一度被认为是西汉的酿酒器。这个说法如果被证实，将成为我国汉代即可制作蒸馏酒的有力证明。但是，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则表示，这件出土的蒸馏器可能用于蒸馏花露水或与炼丹有关，但由于其出土于墓葬酒库中，所以怀疑它与酒的生产有关，但还不能确定是蒸馏酒的器具。 瓷杯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曾在河北定县北宋塔基中出土的一件定窑白瓷螺杯，形似螺壳，胎质细腻，线条丰满，十分精美。而在唐代，则有天然螺壳制成的鹦鹉杯、红螺觞。唐骆宾王有：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酒“的诗句。李白的《襄阳歌》：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 一日须倾三百杯...”他对鹦鹉杯似乎有所偏爱。而张籍《流杯渠》诗曰：“绿酒白螺杯，随流去复还。” 可见螺杯也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
“一日须倾三百杯”过于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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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到魏晋，再到盛唐，中国酒的酒精度一直没有大幅度提高，那时候饮用的是黄酒的雏形，这也给饮酒者酒量巨大以解释，为什么李白能够“斗酒诗百篇”，而“一壶好酒醉消春”的白居易更说明醉酒是诗人们的日常状态，“但愿长醉不愿醒”，则是诗人们的理想状态。 进入元朝，中国酒的发展迎来了新时代。黄酒已经成熟，蒸馏酒开始从西域进入，而与此同时，葡萄酒、花果酒，各种配制酒也开始大规模生产，这不仅意味着选择增多，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用较少的酒，获取更陶然的效果了。 尤其是蒸馏酒将从域外带进来的蒸馏器利用蒸馏法分离物质，这是中国白酒制造工艺的一大进步，使酒精度提高。因此，传统的谷物酒便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效果，使饮酒变得更豪放，更开放，人们开始从微醺到陶然，再到酩酊，各种不同的醉酒体验不需要再花费昂贵，也不需要一定要饮下一石那么大的量。 以古镇牛栏山为例，水质尤佳，适宜酿酒，历来被誉为酿酒圣地。依据现保存在顺义档案馆的《顺义县志》，从有详细酿酒历史记载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算起，酿酒古镇牛栏山的“酒龄”已近300年。牛栏山镇最为出名的酒就是牛栏山二锅头。京师酿酒师蒸酒时，去第一锅“酒头”，弃第三锅“酒尾”，“掐头去尾取中段”，唯取第二锅之贵酿。二锅头曾被游历中国的外国人称作“白闪电”，非常形象的形容了二锅头杯酒入喉的感觉。而今，任再大的文豪也再不可“日倾三百杯”了。
古人酒器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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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饮宴具体制度，《礼记》记载了很多严格要求，比如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因等级而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夏商周三朝，被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为“三代时期”，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绵延近1800年，然而有确凿文字与铭文器物可考据的历史，则要源于商。商人性格活泼，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妇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摆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风气，并且在摆放位置上也凸显尊贵。 上世纪80年代，在郑州商城附近出土的25座平民墓葬中，有随葬品的9座里均出土了爵、觚等酒器。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用以斟饮。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酒器之所以命名为“爵”，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像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当时的酒用粟和其他谷物酿造，饮用时将酒盛放在长腿的容器中，用木炭火加热保持温度。宾主酒酣耳热之时，乐舞表演将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牛栏山镇以酒文明，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牛栏山悠久的酒文化史。1982年，在牛栏山公社金牛大队东北角山的阳坡上，出土了一批周初带铭青铜器。其中有鼎、卣、尊、觯各一件，觚、爵各两件，计八件，除三足鼎外，这些青铜器在当时的用途，均为盛酒或饮酒的器具。同时一起出土的还有陶罐四件，已佚失。文物现存于首都博物馆。这组青铜器是北京地区又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是顺义县境内首次发现的周代青铜器 。根据同时出土的铅器和陶器初步推断,这批器物应是墓葬随葬品。从这组青铜器的组合以及器物的造型、纹饰、铭文等方面来看, 都与房山县琉璃河出土的周初燕国青铜器有密切关系，制作年代约为西周初期。燕国为公元前11世纪由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是历史上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汉族在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姬姓燕氏，开国君主是周文王之子召公奭。燕国都城在“蓟”，位于今天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由此推测，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初期，北京牛栏山地区的酒文化就已经存在。今天，在牛栏山酒厂的文化小院内，有一幅《燕王饮宴图》的砖雕，描述的就是这个时期燕国王权贵族的饮酒文化。 以上内容参考资料：黎福清 《中国酒器文化》、《三联生活周刊》、牛栏山二锅头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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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酒器除了实用外，还要考虑到艺术观赏性，从材质、造型、花纹图案等都附加着一定的文化内涵。最早的人工酒杯是陶器、兽角器、竹木器行业植物的硬壳器。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爵杯，后来出现了漆杯、金、银、玉杯。 战国至汉代出现了原始青瓷杯，其中汉代的椭圆形、浅腹、长沿旁有扁耳的杯最具代表性。隋代杯多是直口、饼底的青釉小杯。唐代的三彩釉陶杯和纹胎陶杯最有特色，当时还流行盘与数只小杯组合成套的饮具。
原始的酒杯为陶器，在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区，发现了六千年前彩陶筒形杯。大溪文化区的酒具一般为素面，惟有此杯为彩色。而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高柄杯，更显示出不凡的技艺，该杯由杯身、高柄和底座三部分组成。由一根细管链接，管柄中空。通体漆黑光亮，器壁像蛋壳一般薄。四千多年前的先人竟能制作如此精美的酒杯，令人惊叹。
长沙马王堆曾出土过一套西汉时期的君幸酒漆耳杯，距今二千四百多年了。此套酒杯用漆盒装着，内有8个耳杯，都是木胎髹漆，内壁朱红色，外壁黑色，色彩对比鲜明，豪爽热烈。从这套酒杯中，可以看出西汉时期的经济状况，社会风貌，酒文化之风盛行。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西汉玉角杯，呈犀牛角造型。玉质坚硬，温润光泽，为名贵的新疆和田青玉。杯上雕夔龙，环卷着杯身，显得富丽雅致。
在河南二里头，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一组青铜礼器。其中一件就是造型特殊的乳丁纹铜爵。该铜爵形体单薄古拙，流尾特别长，是工匠们有意夸张、炫耀着青铜的优越和铸造技术的高超。宋代一位文人写诗赞曰：“精铜作鼎土不蚀。地下千年藓花幂。腹空凤卵留藻文，足立三刀刃微直。”
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青铜温鼎、青铜壶、青铜蒸馏器、青铜釜等青铜器最为轰动。其中青铜蒸馏器一度被认为是西汉的酿酒器。这个说法如果被证实，将成为我国汉代即可制作蒸馏酒的有力证明。但是，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则表示，这件出土的蒸馏器可能用于蒸馏花露水或与炼丹有关，但由于其出土于墓葬酒库中，所以怀疑它与酒的生产有关，但还不能确定是蒸馏酒的器具。
瓷杯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曾在河北定县北宋塔基中出土的一件定窑白瓷螺杯，形似螺壳，胎质细腻，线条丰满，十分精美。而在唐代，则有天然螺壳制成的鹦鹉杯、红螺觞。唐骆宾王有：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酒“的诗句。李白的《襄阳歌》：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 一日须倾三百杯...”他对鹦鹉杯似乎有所偏爱。而张籍《流杯渠》诗曰：“绿酒白螺杯，随流去复还。” 可见螺杯也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
“一日须倾三百杯”过于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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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到魏晋，再到盛唐，中国酒的酒精度一直没有大幅度提高，那时候饮用的是黄酒的雏形，这也给饮酒者酒量巨大以解释，为什么李白能够“斗酒诗百篇”，而“一壶好酒醉消春”的白居易更说明醉酒是诗人们的日常状态，“但愿长醉不愿醒”，则是诗人们的理想状态。
进入元朝，中国酒的发展迎来了新时代。黄酒已经成熟，蒸馏酒开始从西域进入，而与此同时，葡萄酒、花果酒，各种配制酒也开始大规模生产，这不仅意味着选择增多，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用较少的酒，获取更陶然的效果了。
尤其是蒸馏酒将从域外带进来的蒸馏器利用蒸馏法分离物质，这是中国白酒制造工艺的一大进步，使酒精度提高。因此，传统的谷物酒便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效果，使饮酒变得更豪放，更开放，人们开始从微醺到陶然，再到酩酊，各种不同的醉酒体验不需要再花费昂贵，也不需要一定要饮下一石那么大的量。
以古镇牛栏山为例，水质尤佳，适宜酿酒，历来被誉为酿酒圣地。依据现保存在顺义档案馆的《顺义县志》，从有详细酿酒历史记载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算起，酿酒古镇牛栏山的“酒龄”已近300年。牛栏山镇最为出名的酒就是牛栏山二锅头。京师酿酒师蒸酒时，去第一锅“酒头”，弃第三锅“酒尾”，“掐头去尾取中段”，唯取第二锅之贵酿。二锅头曾被游历中国的外国人称作“白闪电”，非常形象的形容了二锅头杯酒入喉的感觉。而今，任再大的文豪也再不可“日倾三百杯”了。
古人酒器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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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饮宴具体制度，《礼记》记载了很多严格要求，比如参与祭祀宴会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因等级而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夏商周三朝，被中国传统史学家称为“三代时期”，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绵延近1800年，然而有确凿文字与铭文器物可考据的历史，则要源于商。商人性格活泼，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妇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献、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摆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风气，并且在摆放位置上也凸显尊贵。
上世纪80年代，在郑州商城附近出土的25座平民墓葬中，有随葬品的9座里均出土了爵、觚等酒器。商代酒器最简单的组合是一爵一觚，用以斟饮。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酒器之所以命名为“爵”，是由于它的造型像一只雀鸟，前面有流，好像雀啄，后面有尾，腹下还有细长的足，而古代爵与雀同音通用。当时的酒用粟和其他谷物酿造，饮用时将酒盛放在长腿的容器中，用木炭火加热保持温度。宾主酒酣耳热之时，乐舞表演将把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牛栏山镇以酒文明，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牛栏山悠久的酒文化史。1982年，在牛栏山公社金牛大队东北角山的阳坡上，出土了一批周初带铭青铜器。其中有鼎、卣、尊、觯各一件，觚、爵各两件，计八件，除三足鼎外，这些青铜器在当时的用途，均为盛酒或饮酒的器具。同时一起出土的还有陶罐四件，已佚失。文物现存于首都博物馆。这组青铜器是北京地区又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是顺义县境内首次发现的周代青铜器 。根据同时出土的铅器和陶器初步推断,这批器物应是墓葬随葬品。从这组青铜器的组合以及器物的造型、纹饰、铭文等方面来看, 都与房山县琉璃河出土的周初燕国青铜器有密切关系，制作年代约为西周初期。燕国为公元前11世纪由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是历史上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汉族在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姬姓燕氏，开国君主是周文王之子召公奭。燕国都城在“蓟”，位于今天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由此推测，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初期，北京牛栏山地区的酒文化就已经存在。今天，在牛栏山酒厂的文化小院内，有一幅《燕王饮宴图》的砖雕，描述的就是这个时期燕国王权贵族的饮酒文化。
以上内容参考资料：黎福清 《中国酒器文化》、《三联生活周刊》、牛栏山二锅头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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