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如何评价晚清的“贤母良妻”价值观？
华文好书2016-05-17 07:29[摘要]你必须得站在他们的语境中，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想：中国的女性原来是没有权利的，她是在不能够上学、没有选举权，国家的事情跟你就没关系，她们是从这样的一个起点上开始被启蒙。
腾讯文化 李大白 发自北京
继《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之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关于晚清女性研究的又一力作——《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今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国内的性别问题研究领域，夏晓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学思潮领域的她以梁启超研究在学界成名，不同于其他女性议题研究者的是，她并非想成为女权大声疾呼的旗手。在沟通采访的过程中，夏晓虹不愿意就《甄嬛传》等当下走红的“宫斗剧”现象进行所谓泛泛的“评论”，正如其著作，她更愿意通过扎实的史料与文本，立足晚清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深耕，尽可能地描述、还原晚清女性与当时风云激荡的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在夏晓虹看来，历史研究一定要抱着对前人“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不能以今人度古人，否则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不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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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
班昭的《女诫》为代表的妇德经典新解是其新书的重要研究对象。实际上，晚清的男女平等倡导者在编写女性启蒙读物时，为何选择在古代禁锢女性行为的《女诫》去重新解读？然而百年之后，如今社会上盛行的所谓“女德班”却仍以《女诫》为课本，如果说晚清女性先行者对《女诫》的再阐释是先进的，那么如何评价当下的《女诫》释读？这是否说明《女诫》所代表的“贤母良妻”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市场？
日前，腾讯文化针对此问题对夏晓虹进行专访，“长于史”的夏晓虹并没有用她不擅长的“论”来臧否时事，而是通过考辨明代朝廷重臣与晚清民间女子注释的五个不同版本的《女诫》，解释了对所谓“经典”重新释读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在她看来，回到经典一定要慎重，否则“很容易就走偏了”。
由于篇幅较长，采访分为上下两部分，以下是访谈实录（上），文章已经作者审定。
一、晚清的《女诫》解读：新思想的陈仓暗渡
腾讯文化：晚清的男女平等倡导者在编写女性启蒙读物时，为何选择在古代禁锢女性行为的《女诫》去重新解读，其目的和用意是什么？
夏晓虹：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开始传入中国，这些《女诫》的注解者本身已经受到了这个思潮的影响，所以会对经典有一种新的理解和释读。在传统的女德读本里面，《女诫》应该说影响非常大，几乎是女性必读书。它基本是根据《礼记》等儒家经典对女性的规范来阐发的。
《女诫》的篇幅比较短，一般的女性大概都会背，而且它是出于女子之手。而《礼记》等儒家经典是谁写的？都是男子写的，男子写来规训女性。《女诫》则是女性的自我约束。所以，历史上的女性会比较认同或更容易接受同一性别的人写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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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幅画东汉班昭援笔授书故事（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感兴趣的，其实就是这种不中不西的奇异结合。这种东西只有在晚清才会出现。我们很容易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去批判《女诫》里的那些东西，说它男尊女卑、压抑女性，站在男子的立场上成为男子的帮凶。这当然没错。但凡是经典，凡是具有权威性的东西，在一个时代开始转型的时候，你利用它来传输新的思想，陈仓暗渡，会减少新思想传播的阻力，这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像康有为要变法，他也是假托孔子改制，用“微言大义”来把他的思想输入到孔子的思想中。这也是对经典的重新的释读，思路都是一样的。
腾讯文化：晚清《女诫》的注解本有很多，它反映了女性的思想前后怎样的变化？
夏晓虹：在晚清注解者的笔下，班昭是有两面性的。一面就是说她是女子教育的典范，因为她当年曾作为皇后、妃子的教师并续修《汉书》，所以在提倡女子教育的时候，就会把她当作取法的楷模。刚刚创办中国女学堂的时候，一般的学堂都是要祭祀孔子，但有倡议者就提议说，我们应该供奉班昭，因为她也信奉儒家思想，实际也是继承了孔子思想的脉络。可见在那个年代，如果要在女性中找一个受过教育的楷模，首选就是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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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家女诫图会》书影
《女诫》的文本本身应该说是对女性的约束，譬如“卑弱”章讲女性应该卑顺、服从丈夫等等。而晚清这些注解者要把它跟男女平等、女子应受教育等完全逆反传统的理念结合起来，解释上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裘毓芳的《女诫注释》，你会看到她努力地在把当下的新思潮跟古典的文本做结合，虽然这种结合本身有很多的歪曲或者不适应。
另一方面，班昭也是男尊女卑的祸首。对班昭批判程度的加深，有一个前后期的区隔。1898年，裘毓芳、吴芙这些先进者开始注释《女诫》，而那时，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康同薇，讲的都是“男女平等”；到1900年以后，“女权”的说法才从日本传入中国，它确实对女性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世纪之交这几年的转换，经典的权威性也在逐渐地消解，后来讲到班昭就会有更多的斥责。最激烈表达的就是何震，她在《女子复仇论》里直接就把班昭称作“班贼”“昭贼”，说她“作男子之奴隶，为女子之大贼”，认为《女诫》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帮男人压制女性，女子之中出了班昭这样的人，是女界的不幸。当然，何震也会承认班昭的学问“冠绝一时”，但是她在道德和伦理上对女性的束缚，是何震这些晚清女性绝对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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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毓芳，中国近代第一个女报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主持《无锡白话报》编务，曾在我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上发表文章。
二、女性与国运：男性助力下的晚清女性启蒙
腾讯文化：在《女诫》的版本演变中，你提到了它的男性中心的强化与消减。那么《女诫》的男权地位在晚清前是一直被加强的吗？
夏晓虹：《女诫》本来是班昭写给她的女儿的一个家训，只是因为被记录到《汉书》里放大了，变成了对所有女性的规范，已经有很多附加的意义在里头。其实作为一个家庭文本，它没有影响到社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指责的。但后来的儒者在借她这个东西发言的时候，放大了它的影响，也加重了班昭的罪恶。
《女诫》从家庭文本变成一个社会文本以后，历来的使用者肯定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或者说是来阐释它的男尊女卑或者是男权中心的思想。不过，真正对《女诫》有注解，其实比较晚，应该是从明代以后，张居正的注解还没有单行本，到赵南星时才有。只有注解本里头，才会表现出注解者对《女诫》的态度。而明代的注解者都是男性，他们在解说《女诫》时，也会更加突出男性中心的立场。尤其是第一节“卑弱”，讲女子以卑下为主，很容易被看作是全篇的纲领。
除了便利阅读之外，《女诫》的注释和整个社会对女子的控制加强有关。“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说法也是明代以后出现的，认为女子根本就不应该读书。所以明代才会有这些《女诫》的白话注解本出来，就算不识字，请人念一下也可以明白。
而且，《女诫》都是男性要求女性看的，不一定是女性自己要看。在家庭教育中，读什么书都是父亲决定的。就像杜丽娘，她爸爸叫她读《诗经》而不用读《尚书》。到了明清这一段，对女性的控制应该是更严了，所以《女诫》这个文本就会更受到重视。这些注解本的出现，也说明了这样一种趋向。
腾讯文化：《女诫》在晚清重新被解读，都是由女性发起的吗？男性在晚清的女子国民意识建构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个阶段的男性是否是中国历史上对女性的权利维护最积极的时刻？
夏晓虹：晚清时期的《女诫》释读，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男性的注解本，当然可能有存在。我在书中提到的劳纺、裘毓芳和吴芙都是女性，这和明代张居正、赵南星等男性作者形成了一种性别的对照。也应该说明，并不是晚清出现的所有注本都有新意。
从国民意识来看，应该说是当年男性先接受启蒙。这跟中国男女教育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女子没有公共学堂，不能够受到跟男子一样的教育。这种状况到晚清才逐渐开始改变。
整个“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其实跟晚清的启蒙思潮是一体的，只是我特别强调它对女性的这个面向。其实不止是女性，晚清男子也要接受教育，也是要被启蒙的，不是说所有的男性都配做女子的导师。
我强调女性，是因为女性会遭遇一些男性不会遭遇的困境。比如说男性不用缠足，而女性首先要面对身体解放的问题；男性可以读书，关键是你有没有财力来支撑，或者你愿不愿意读书，但女性是想读书没有学校。它是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我特别关注女性。
对于所谓“西方文化”、“西学东渐”，确实是男子最先感知到，由此构成了“国民常识”最重要的部分。但他们觉得光是男子具有国民常识还不够。女性那个时候被认为是“分利者”，而不是“生利者”，她是一个消费者，不是一个生产者。所以他们认为应该让女性也受教育，跟男子一样能够出来做事，承担国民的责任，国家才可以强盛。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不断地在对外战争中失利，造成了先进人士的忧患意识。
从晚清起，男性开始帮助女性“启蒙”。中国男性此前是没有男女平等意识的，现在所谓“男女平等”，甚至“女权”，最初的传入者可能都是男性。这些东西确实是对女性有启发，而且使得她们也可以因此而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权利奋斗，这个是后边生长出来的东西。
那时候有些男性确实是非常激进的“女权论者”，柳亚子比较典型。在《女子世界》中有一个争论：女学优先还是女权优先？就是说女子如果没有受教育，你给她权力，她会不会滥用？确实有一些女学生可能在旧的规范被破除，新的规则和道德伦理体系还没有建立好的情况下，会有一些失衡的表现，这让那些从事新教育的人有一种担忧。所以他们就认为，现在谈女权可能太早了一点，应该先谈女子教育。但是柳亚子的说法是，不管女子有没有受过教育，都有“天赋人权”。不过，这一派在当时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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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左）和梁启超（右）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提到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女子学有所长、可以自养跟国家富强、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夏晓虹：中国为什么会在战争中失败，还打不过日本？那个是最耻辱的事情。日本原来是学中国的，现在居然这么一个小岛国打败了中国，那差在哪里？维新派那时候分析，就是差在教育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学习，教育普及，男女一样读书，所以梁启超他们认为，这个是使日本迅速强大的最根本原因。但中国女子都是在家里，她不参与国事，也不能出门，起码从人力方面来说，有一半人是无用的人。于是才有把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说法。放足是身体上的解放，到学堂去读书是人格精神上的解放。教给她们基本知识，让她们有谋生的手段和能力，这样女性才能有自立的能力，从而使得中国整个经济、国力臻于强盛。他是这么一个思路，才会把国民教育，包括女子的教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当时的女性很接受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来看这些问题，经常会受到一些理论的遮蔽，觉得晚清的妇女解放思潮受到了民族主义的裹挟。其实要回到历史情境，你应该对历史有一种陈寅恪说的那种“了解之同情”。你必须得站在他们的语境中，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想：中国的女性原来是没有权利的，她是在不能够上学、没有选举权，国家的事情跟你就没关系，她们是从这样的一个起点上开始被启蒙。虽然她们是被男性启蒙，可是我觉得这个历史过程还是应该这样走，也只能这样走。否则的话，这些女性怎么来获得这些新知识？
如果说男性也不去帮助她们，整个的中国的历史怎么能够走到今天？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一些理念倒推回去。虽然我是中文系的，但我对历史很有兴趣，做历史一定要返回现场，还原情境，否则你的论断都是“不贴”的。当然，也有一些男性的教育理想就是“贤母良妻主义”，就是说你培养的是一个更适合在家庭为你服务的女性，他们也受到过这种批评，批评者中也有男性。
三、如何评价晚清的“贤母良妻”价值观
腾讯文化：关于贤母良妻和非贤母良妻，《女诫》这个是属于贤母良妻这一派吗？
夏晓虹：对，在当时的教育思想区分中，它可以归入贤母良妻主义。那时的女子教育有一个基本点——都承认女子应该受教育，在此基础上，有着对女性教育的宗旨和趋向上的不同。一种主要是培养贤母良妻的，但是“贤母良妻”并不一定跟“女国民”隔绝。“非贤母良妻”肯定会走到更加社会化的层面，希望你为国家做事情。尤其是革命派办的学校，它可能会走到那个路向。但实际上，那时候大部分的学校都是以贤母良妻为宗旨，而且这也是清朝的女学章程的要求。所以像《女诫》的这样一个文本，中国女学堂里也照样读；反而是在后来一些民办女学里，会因为教员的关系，对《女诫》有更多的批评。
上海的务本女学堂就是被认为是培养贤母良妻的学校，跟蔡元培做校长的爱国女学校是两个不同的路向，但后来也没有太大差别。务本女学堂虽然说主要培养贤母良妻，但当“拒俄运动”发生的时候，学生们也都参与政治集会。并不是说女学生做了贤母良妻，你就绝对是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国家跟你没关系。
腾讯文化：贤母良妻属于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吗？
夏晓虹：肯定是属于初期阶段，但这种教育思想一直延续下来，民国时期，蔡元培、柳亚子、胡适都提到过。比如说到家政，就好像和贤母良妻有关系。燕京大学的家政系我是知道的，但也不见得都是按照家庭主妇来培养学生，譬如教的营养学也是科学，培养出的很多都是营养学家，不一定家政系就只培养家庭妇女。这也是新学，整个课程的设计都跟传统不一样。这个变化从晚期的女学堂就开始了，她也会读一些传统道德的文本，比如《女诫》，但是她读得更多的是数理化、是国文——《女子新读本》《祖国女界伟人传》，这些都可以成为她们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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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奠基人俞锡璇，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家政系。
这个贤母良妻式的教育，在晚清的那个历史时段也是一种进步，也是可以培养出学生们的国民意识的。清朝学部的女学章程本来对女性有很多限制，不允许她们参加政治上的集会，但是它规定的伦理课也要讲妇女与国家的关系，跟人类的关系。晚清有一个说法，就是“女子为国民之母”。这个“贤母良妻”也是属于“国民之母”这个系列里头的。修身课不只讲女性对家庭的责任，也讲女性对国家的责任，实际上它也必须讲女子是国家的成员，是国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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